不适者被淘汰
1992年的绵阳：一场未竟的工地与远去的背影1992年的夏天，绵阳的空气里总裹着一股湿热的黏腻，风一吹，连带着尘土和工地上特有的水泥味，往人毛孔里钻。我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中物院旁的工地前时，黄老板正叼着烟卷打量我，手指点了点不远处堆成山的砂石：“会推斗车不？能干就留下，管饭，月底结钱。”我攥了攥包里仅有的几十块钱，点头应下——那时候没想过，这份临时的生计，会成后来午夜梦回里，扎在心上的一根刺。
工地上的斗车是铁皮焊的，没装轴承，推起来吱呀作响，像随时要散架。我的活计是把搅拌好的砂浆从料台推到砌墙的地方，看似简单，却要跟时间赛跑——砂浆晾久了会凝固，得赶在工人喊“要料”前送到。起初我总掌握不好平衡，刚推两步车把就晃，砂浆顺着车沿往下淌，溅得裤腿上全是白印子。黄老板看见了，隔着老远就骂：“你是来帮倒忙的？这点活都干不利索！”我蹲在地上用瓦片刮裤脚上的砂浆，指甲缝里嵌满了水泥渣，蹭得皮肤生疼，却不敢吭声。
没几天就下了场暴雨，雨停后工地积了水，老板又派了新活：挖排水沟。沟要挖一米深，泥土被雨水泡得软烂，一铁铲下去，黄泥全粘在铲面上，甩都甩不掉。更糟的是土层里藏着不少鹅卵石，铲尖撞上去“当啷”响，震得虎口发麻，石头却纹丝不动。我咬着牙一下下凿，额头上的汗混着泥水往下流，迷了眼也顾不上擦。旁边的工友老李看我费劲，凑过来递了根烟：“小伙子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不是干这个的料。”我没接烟，只闷头接着挖——我知道自己没退路，要是连这活都丢了，在绵阳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。
可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那天早上我到工地，翻遍了工具棚都没找到自己的铁铲。问老李，他支支吾吾半天，才低声说：“是老张藏的，他跟老板说你干活慢，占着工具没用……”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顺着老李指的方向找到老张，他正用我的铁铲挖沟，动作麻利得很。我冲过去要抢，他却把铲往地上一插：“你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别耽误事，老板都默许了。”我看着他挑衅的眼神，又看了看周围工友躲闪的目光，突然就泄了气——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早就是个该被换掉的“累赘”。
没了铁铲，我彻底没了活计，只能在工地旁的树荫下坐着，看别人忙前忙后。傍晚收工时，总能看见一群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从隔壁的单位出来，他们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，住在带阳台的鸳鸯楼里，三三两两说着话，有的往运动场走，有的抱着书本回宿舍。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他们列着整齐的方阵，在门口的空地上训练，脚步声整齐划一，脸上带着意气风发的笑。
我站在马路对面，隔着一层薄薄的尘土看他们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。同样的年纪，他们能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，能在运动场上奔跑，能光明正大地走进气派的单位大门；而我，只能在满是泥泞的工地上挣扎，连一把属于自己的铁铲都留不住。羡慕像潮水一样漫上来，裹着不甘和自卑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棚屋里，听着外面的虫鸣和远处的笑声，翻来覆去睡不着——我知道，再这样耗下去，我永远也成不了他们那样的人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收拾好帆布包，没跟任何人告别。走出工地的时候，黄老板正在给工友们派活，看见我也没多问，大概在他眼里，我本就是个随时会走的过客。我沿着马路往火车站走，绵阳的街景在我身后慢慢退去，湿热的风依旧吹着，可我却觉得心里轻松了些——或许逃离不是懦弱，而是我在1992年的夏天，能给自己的唯一一条出路。火车开动时，我望着窗外渐渐模糊的绵阳，心里默默说了句再见——再见了，这个让我尝到挫败，也让我看清方向的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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